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學界盛行訪學。這一方面是“文革”結束后，國內的學術空氣已經開始活躍；同時這一時期舉辦的高校教師進修班也比較多，如南京大學舉辦的以洪誠先生為導師的訓詁學班，中山大學舉辦的以王季思先生為導師的戲劇班，以及杭州大學舉辦的以姜亮夫先生為導師的楚辭班等。這些進修班都是受教育部的直接委托而辦起來的，學員多是各重點高校的中年教師，而導師則是學有專長的老一輩學者。老先生們不但人品好，學問好，而且學術襟懷寬廣。他們除以自己的精湛學問教授學員外，也希望學員們能進一步擴寬學術視野，不斷完善自己的知識結構。于是，校際間的交流即訪學活動便陸續開始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楚辭班的導師姜亮夫先生在授課間隙，也建議我們做一次訪學。為此，姜先生還親自給江浙一帶的文史名家寫了12封介紹信，并說：“我老了，行動不便了，你們代表我去看望一下各位老朋友；同時，你們也可以觀光上國，轉益多師。”于是，我們楚辭班的部分學員便在1980年的4月21日出發，開始了為期16天的訪學活動。
程千帆先生。（資料圖/圖）
(資料圖)
程千帆與陳中凡
我們第一站到達南京，并于4月22日上午先去南京大學拜訪程千帆先生。其時程先生剛調到南京大學不久，住在北京西路二號新村四幢二樓的一套小居室內，屋內的陳設也非常簡單。他的夫人即著名詞人沈祖棻女士，不久前在武漢因車禍身亡，程先生還沒有完全從喪妻的悲痛中走出來。但他看了介紹信，知道我們是姜先生的學生后，便連聲說道：“姜老的學生，歡迎，歡迎。”不過他說上午后兩節有課，約我們晚上再去晤談。一聽程先生有課，我們倒很高興，當即問了上課的教室，就提前到達等候。
程先生的課是校讎學，記得那一堂課講的是劉向《別錄》、劉歆《七略》與班固《漢書·藝文志》之間的關系。先生講課風度瀟灑，思路清晰，將三者間的關系梳理得清清楚楚，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此后的講課特別注重條理，便很得益于程先生的啟發。
晚上七點鐘，我們又應約來到程先生家中。程先生很健談，講話很放得開，語氣也令人感到親切。他先是說現在的大學老師都是植物，長在一地便不能挪動了，連動物都不如，并簡單回顧了他調動的艱難。我們聽后都為之心酸。談到做學問的體會，他特別強調做學問面要廣，基礎要牢。不能像電線桿子那樣，高則高矣，但基礎不牢，容易被風吹倒。他說，研究文學的一定要關注歷史學、語言學和文獻學，研究唐宋文學的也不能只讀唐詩、宋詞，還要讀《詩經》《楚辭》，甚至六朝駢文。這種由博返約的治學方法與姜先生的主張很一致，所以我們聽了都能心領神會。離開前，他又拿出他夫人沈祖棻的兩本詩詞集，囑咐我們轉交給姜師母陶秋英。雖非正式出版，但印得卻很精致。沈夫人生前與姜師母曾有唱和，所以姜師母得書后也非常高興。
陳中凡先生。（資料圖/圖）
4月22日下午去拜訪陳中凡先生。陳先生與胡小石、汪辟疆并稱南京大學中文系的“三老”，其時已93歲。南大中文系的領導勸我們不要去了，說人已聾得厲害，什么也聽不見，更無法交流。我們說姜先生親自寫了信，讓我們去看望，師命難違。于是系上便派人把我們領進了向陽南巷38號陳先生的家中。這是有著三間平房的一個小院，院子里長滿了野草。進門是一個套間，里間也就是靠東的一間有兩把椅子，一在東南角，一在西北角。東南角坐著陳中凡，他面前有一張小桌；西北角坐著他的夫人，也八十多歲了。兩人相對無言。除了外間偶有保姆走動的聲音外，一切都是靜悄悄的。一代學者晚景竟如此凄涼，我們實在沒有想到。不過陳先生視力還好，人也沒有完全癡呆。他看了姜先生給他的信后，不等我們說話，便大聲地用蘇北話自言自語道：“姜亮夫，姜亮夫結婚我去的，在上海大華飯店。”接著便講起了姜先生婚禮的盛況。中間我們想讓他談談治學方面的情況，因為他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實為批評史研究的開山之作，所以就用白紙寫了一行大字：“您當年怎么會想到要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他看了之后停頓片刻，說：“記不起來了。”接著又補充了一句：“你們去問郭紹虞吧！”我們一聽，果然是沒法交流了，于是便提前告辭。出來時，陳先生還一直堅持要把我們送到大門口。看著他瘦弱的身軀和機械般挪動的雙腿，我們心里又是一陣悲涼。果然，又過了兩年，就聽說他在1982年7月逝世了。而我們也慶幸能趕在先生百年之前去拜訪他，并向姜先生如實作了稟告。臨出南大前，我們又到中文系購得了《胡小石文錄》和程千帆的《校讎略說》，雖非正式出版，但前者有匡亞明的題簽。
王善業先生與女兒。（資料圖/圖）
卞孝萱與王善業
下一站要拜訪的是卞孝萱先生和王善業先生，都是揚州師院的。程先生和卞先生私交甚好，他聽說我們要去見卞先生，又專門給卞先生寫了信。卞先生是范文瀾先生的助手，曾參與編寫《中國通史簡編》。我還曾聽趙儷生先生說，當年他編輯《文史哲》時，還曾在該刊上發表過卞先生的《劉禹錫年譜》一文。
我們于4月25日上午到達揚州師院，由中文系辦公室的一位姓魏的女同志領我們去卞先生家。不巧，卞先生的胳膊剛摔傷，還纏著繃帶，不能長時間會客。但他還是非常熱情地接待了我們。不過讓他談治學經驗，他很謙虛，不談自己，只談范老的治學。據他說，范老常勸年輕人治學要坐得下來，要能耐得住寂寞。關于前者，范老以“天圓地方”為喻，說天就是腦袋，地就是屁股。“天圓地方”是說做學問既要頭腦靈活，又須能坐得住。關于后者，有一副流傳甚廣的名聯，即“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這些對年輕的治學者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
卞先生跟揚州舊書店比較熟，他便介紹我們到那里去淘書。我們拿著他的介紹信直接進書庫挑選。記得杜預的《春秋左傳集解》、陳子展的《雅頌選譯》、龍榆生的《唐宋名家詞選》以及桂馥的《史可法書信九種》、王筠的《說文句讀》等書，都是從那里購得的。卞先生還向我們介紹了揚州的名園，并畫了一張參觀路線圖。但因時間緊張，我們只看了一個何園（即寄嘯山莊）。但說起來我與卞先生還真有些緣分。二十二年后，即2002年的4月，我們又在洛陽的國際辭賦研討會上見面了，他竟然還能認出我來，并說了一句“他鄉遇故知”，隨后又聊了些當年的事情。不過他早已不在揚州師院，也調到南京大學了。
4月25日下午，我們去拜訪王善業先生。王先生是語言學家，并通曉英語和德語。民國時期曾任東吳大學、大夏大學、圣約翰大學的教授。他的《讀說文解字札記》姜先生上課時也提到過。我還聽姜先生說，他能用復原后的中古音誦讀白居易的《賣炭翁》，一時引起過轟動。我想，姜先生讓我們去見語言學家，實有開拓我們學術視野的用意。
王先生住的是平房，不過前面有一個回廊，廊柱間擺了幾盆鮮花，其中有一盆春蘭開得正盛，老遠就能聞到那沁人肺腑的幽香。我們去時，王先生正在擺弄蘭花，于是主人便搬來幾個凳子，大家都坐在廊下，邊賞花邊聊起來。王先生說他是1952年從上海一所大學來到揚州的，并參與了蘇北師專（揚州師院前身）的創建工作，至今已快30年了。由于年齡的原因，他現在已不上課，文章也很少寫。談到治學，他也主張早期應多讀書，書讀多了，視野自然就開闊了，而且各種學問還會相得益彰。他還以自己為例，說他主攻的是語言文字學，但于諸子百家也很喜歡研究。
告別后，我們又來到系上，并提出想購買王先生的著作，系上回答說：“沒有。”
蔣天樞先生。（資料圖/圖）
朱東潤與蔣天樞
4月30日到達蘇州，去拜訪朱季海先生。因前已有專文述及（見《南方周末》2023年5月11日），這里就不再說了。
5月2日下午到達上海，第二天上午便先去復旦大學拜訪朱東潤先生。朱先生住第二宿舍六號，很快便找到了。我們呈上姜先生的介紹信后，朱先生很熱情，連聲說：“歡迎，歡迎。學術研究就應該互相交流。”談到當前的學術界，朱先生說：“現在有些搞文學史的都是騙人，還沒有讀幾本書，對寫作背景也不了解，就在那兒滔滔不絕地論述起來。有的人讀了三首李白的詩，便在那里大談李白詩歌的藝術特色，這不是騙人是什么？”我們問：“那應該如何研究文學史？”他說：“先搞傳記，將作家的生平事跡、思想脈絡理清；然后再讀作家的作品，最好能搞個注本出來；最后再下筆寫文學史。”他說這些年自己已寫了《陸游傳》《梅堯臣傳》等幾本傳記了，又指了指桌子上的一摞書稿說：“我現在正在寫《陳子龍傳》。”我們知道朱先生對《楚辭》也很有研究，并寫過不少文章，連忙問近年來為何不見他有這方面的文章發表。這一下朱先生激動起來了，說：“光一個郭沫若就夠我應付的了，還寫什么《楚辭》文章！”接著他便回憶起1951年在《光明日報》連載了四篇《楚辭探故》的文章之后，被郭沫若劈頭蓋臉一頓猛批的情況。他說：“那里面的有些觀點其實并不是我的，是我引用了別人的，他也把賬算到我頭上了。哪有打官司連律師也一塊審的？他還懷疑我和何天行是不是一個人，我根本就不知道何天行為何人。學術研究嘛，各種意見都要允許發表，不能只是一種腔調。”
談話中，朱先生還告誡我們，做學問一定要細水長流，從長計議，不能急于求成。熬夜突擊是傷身體的，最不可取。最后他說：“我今年85歲了，五年內還不想死。我現在每天的寫作進度就是一頁稿紙，500字。”我開玩笑地說：“要是一句話還沒寫完呢？”“就是一個標點，也要等到明天再點。”他說。
從朱先生家出來，我們又來到一舍11號蔣天樞先生家。蔣先生與姜先生是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同學，他看過介紹信后先問了姜先生的近況，然后就直接談治學。他說，研究學問，知識面要寬，要多讀書。現在的書多是標點本，這不利于做學問。要讀沒有標點的書，反復讀，書讀多了，其義自明。他還十分感慨地說：“現在的研究生都不如以前高小學生的水平。”我們忙問其故，他介紹說：“我今年剛招了一個研究生，總分、外語都上線，古漢語還考了80分。但復試時我讓他說出五篇屈原的作品，他就只知道《離騷》。一問才知道，原來他是刻字工人，古文字擺弄得很熟，外語也是臨時突擊的。這怎么能行呢！”
蔣先生還提到，這些年他的主要精力是整理陳寅恪先生的文稿，自己的事都推后了，只有一本《楚辭新注》在修改中。他還讓我們珍惜跟姜先生學習的機會，并說姜先生的《楚辭》研究在國內絕對是一流的。
顧廷龍先生。（資料圖/圖）
陳子展、郭紹虞、顧廷龍
陳子展先生住在校外，5月3日下午，我們又來到長樂路942弄二號拜訪陳先生。陳先生住的是一樓，有點潮濕，都快夏天了，他還穿著棉鞋。他的住室也很簡單，進門是一個十來平米的小房間，里面擺了兩個簡易的沙發和幾個凳子，就算是會客室了。靠北面墻根還有一個四格的小書架。陳先生說，他的書只有兩格，上面兩格是他女兒的。陳先生說，他從來不買書，也不藏書。我們問寫文章時用書怎么辦？他說就到圖書館去看。
話題還是從《楚辭》研究開始。陳先生說，自1962年以來，學界有種風氣很不好，好像不找個對立面就不能寫文章，動不動就批評別人，而自己卻拿不出什么貨色。對“文革”中出版的唯一一本研究《楚辭》的著作，即譚戒甫的《屈賦新編》，陳先生尤多貶詞，認為不值得一讀。在《楚辭》研究方面他比較看重郭沫若，而對游國恩、陸侃如等則表示不敢恭維。我們知道陳先生對《詩經》和《楚辭》都深有研究，就問他研治《詩》《騷》該如何入手。他說：“一是要先打好文獻基礎，把該讀的書都要讀過，包括歷史、語言乃至考古、民俗方面的資料都要掌握；二是不要輕易懷疑古人，如對《詩序》和王逸的《楚辭章句》，就不能一概否定。對有些一時搞不清楚的問題，寧可存疑。”陳先生晚年著有《詩經直解》和《楚辭直解》兩書，在學界享有盛譽。而這兩書都可以說是陳先生上述治學主張的體現。
5月4日上午去南京西路886弄406室拜訪郭紹虞先生。郭先生已是八十多歲的老人了，正忙著整理自己的《宋詩話考》，書桌上就放著一大摞書稿。聽說我們是姜先生的學生，他便放下手中的工作，向我們談起他的治學主張來。他說，做學問首先是處理好博與專的關系，要通過博取以確定專攻的方向，不博就沒有做學問的基礎，不專就不能取得研究成果。其次，方向確定了，就要堅持不懈地做下去。你就只要不停地做，終歸會有成績的。他說自己從來就沒有假期，也沒有星期天。談話時我們無意間瞥見了書桌對面墻上所掛的一張上海市人民政府獎給先進生產者郭紹虞的獎狀，大家都認為這應是對郭先生忘我勞動精神的最好寫照。
看到郭先生很忙，我們不忍心多加打攪，便提出告辭。臨出門時，郭先生又問我們后邊還有什么安排。當聽說我們還要拜訪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先生時，他說：“你們先不要走，一會兒他就來了。”果然，不大一會，顧廷龍先生身著一身筆挺的毛料中山裝，右手還拎了個照相機，步履輕盈地就從樓梯下走上來了。郭、顧都是蘇州人，兩家好像有什么親戚關系，所以經常走動。顧先生也七十好幾了，但那副矯健的身姿，一點兒也看不出是古稀老人的樣子。他知道我們的意圖后說：“今天來不及了，明天上午到上海圖書館見吧！”
于是，第二天我們便來到了顧廷龍先生的辦公室。廷龍先生不但人極瀟灑，而且講話口齒也很清晰，不似乃侄頡剛先生的訥訥。那天他主要講了文獻及目錄之學對做學問的重要性。他認為，文獻是做學問的基礎，別看有的人說得天花亂墜，而一旦文獻基礎出了問題，他的立論也就站不住腳了。還有一些新發現的文獻，尤其是出土文獻，也能推翻過去的一些成說。他以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為例，說明以前學界普遍認為《孫臏兵法》即《孫子兵法》的看法是錯誤的。而如何去查找文獻，這就要具備目錄學的知識了。他還特別指出，一些譜牒中也蘊含有珍貴的文獻史料，做學問時可注意運用。為了拓寬學術視野，顧先生還介紹我們去上海博物館參觀，并給張館長（編者注：時任館長為沈之瑜）寫了介紹信。
我們旋即到了上海博物館。館長也很熱情，先是安排辦公室李俊杰主任陪同我們參觀正在舉行的畫展，接著又問我們還有什么想看的字畫沒有。我提出想看劉統勛、劉墉父子的書法作品，于是張館長便打電話叫人送來了一幀劉統勛的書法和九幀劉墉的書法。劉氏父子是我的鄉前輩。劉墉的字常見，但分不清是本人所書還是黃（王）氏妾代筆。而上博所藏，都是經專家鑒定過的真跡，真是大飽眼福。劉統勛的字就更難得了，此公一生謹慎，除公文外不多動筆，平日里就連桌子上的每一片紙頭都收拾得干干凈凈，唯恐因文字而肇惹禍端。此次在上博所見，是我第二次得瞻這位鄉賢的書法（第一次得見是趙儷生先生所藏的一幀），字體有點董其昌的味道，不過較董更為勁拔。
徐震堮先生。（資料圖/圖）
徐震堮與戴家祥
在華東師大，我們要拜訪的是戴家祥與徐震堮兩位先生。戴先生與姜先生是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同學，他們的畢業論文都是王國維先生指導的，姜先生寫的是《詩騷聯綿字考》，而戴先生寫的是《甲骨文研究》。徐先生是我大學的老師，1963年下半年為我們講過《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課。當時講這門課的有好幾位老師，如趙善詒先生、葉百豐先生，還有馬興榮先生等。徐先生講的是唐代文學作品，他當時已經六十開外，身體好像不太好，講話聲音很小，坐在后排的同學幾乎就聽不清了。我每次上課都早早地去，坐在前三排以內，并很仔細地分辨著他那帶有濃重鄉音的話，居然還能聽懂大半（全懂是不可能的）。他對《三禮》極有研究，所以講課中常常有著對禮制及官制的考訂。他講韓愈的散文，有意避開常見篇目，而選了一篇比較生僻的《藍田縣丞廳壁記》來講。他先對唐代畿縣（京都旁之縣）的職官如縣令、縣丞、主薄、縣尉等一一作了介紹，然后結合課文，重點講縣丞的有職無權，形同虛設。唐代的縣丞雖是縣的副職，然其唯一的工作只是“副署”，具體的事一概不能過問，主薄、縣尉也不把他當一回事。就在“副署”時，底下辦事的吏員也是把文本卷起來，不讓他看案卷的內容，只留出紙尾的一角讓他簽字。講到這里，徐先生便會做出一手拿案卷，一手指著簽字位置的樣子，令人忍俊不禁。經過徐先生細致入微的講解，韓愈的《藍田縣丞廳壁記》對我們來說已不再生澀，只覺得它是一篇非常有趣的政治諷刺小品文。而且，他雖是研究古代文學的，卻懂英、法、德、意、俄、西班牙等六國語言，而且其世界語在國內還是數一數二的，這些我們在校時就已經知道。但他是如何學會這么多種外語的，對我們來說則一直是個謎。所以我便很想借此機會去向他請教。于是，在5月2日晚上，我們一行又到師大二村86號來見徐先生。
徐先生的身體仍然還是那樣弱，但精神很好。由于是在客廳內當面說話，所以也比在教室內聽得真切。記得當晚的話題有兩個：一是請他談談學外語的經驗，一是請他談談古代文學研究的有關問題。關于外語學習，他說不要孤零零地死記單詞和語法，而要結合作品來記，最好是找一本典范的文學作品，從頭啃到尾，這樣單詞也夠用了，語法也就懂了。他還舉了一個例子，說上世紀三十年代國民政府駐英國大使館的一個“一秘”就是這樣學的，結果他一開口，那典雅的語言讓英國人都為之震驚。“一秘”用的那本書的名字徐先生說過，可惜我記不住了。關于古代文學，他沒有多談，只說他正在主持華東師大古籍整理小組的工作，并介紹說同時參加這項工作的還有大一時教我們寫作課的林艾園先生。林先生也很博學，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在蘭州的新華書店內見到過他保存并整理的郁達夫、王映霞書信集，因當時沒有帶錢，未能買下，至今還引為憾事。
原想第二天再去拜訪戴先生，但聽歷史系辦公室的人說戴先生在外出差還未歸來，只好作罷。遂失去了一次受教的機會。
到此，我們的訪學活動便結束了。時間雖短，而受益良多。如今，我們所拜訪過的各位學界前輩都已歸道山了，但他們的風貌依然浮現在我們的眼前，他們的教誨也永遠記在我們心中，并影響著我們此后的為人和治學。
張崇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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